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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两块绊脚石

时间:2018-07-09 20:57 来源:腾讯财经 作者: 点击:

  腾讯财经《灼见》特约作者 洪斌,博鳌(楼盘)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

  在全世界都瞩目于亚洲奇迹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之时,在亚洲和新兴经济体自己都不免沉醉之时,却常常有人在一旁冷静地提示一个风险:中等收入陷阱。

  一个更为沮丧的事实是,战后七十年,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已摆脱低收入,步入中等收入行列,但却鲜有国家能够成功摆脱中等收入,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笼罩在奇迹光环下的亚洲,也只有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中国香港、台湾等成功晋身,无论是人口占比,还是面积占比,在亚洲都是少数、孤例。更多的国家则长期陷于中等收入的“陷阱”之中,进退两难。

  中等收入陷阱,似已成为惯例,成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晋身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“坎”。

  如果看一看比高收入国家门槛更高的发达国家,事实就更加令人沮丧。在全球公认的30多个发达国家中,大部分在战前就是发达国家,所谓的老牌列强。历经战后70年的风风雨雨,其实力、地位却呈现“强者愈强”的态势。战后跻身发达行列的为数新贵,包括韩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,基本上仍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,并有不时“掉队”的风险。

  如果可以把这称为“发展中国家陷阱”的话,那么,从发展中国家晋身为发达国家,又看似一道更难逾越的坎。因为,发达国家的标准,不仅要有高收入,还必须是工业的强者、技术的领军者、人文发展指数的佼佼者。否则,即使富甲天下如沙特,因为没有强大的工业,也不能算是发达国家。

  而比逾越这两道坎更难的,是可持续的发展。越坎晋级,如同打天下,难;晋级后保级,如同守成,难上加难,稍不留心,一个跟头就会摔回原形。历史上,从一流国家跌落者,不乏其国,如阿根廷、如南非。而长久游移于高收入门槛的巴西、墨西哥、马来西亚、土耳其,如不能及时转型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,依股市“盘久必跌”的道理,退的可能性是远大于进的。

  所以,对任何一个有雄心、有所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,都有四道坎要过。第一道坎,从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这实在是小菜一碟,算不上“坎”。做不到的,非不能也,实不为也。第二道坎,从中等收入步入高收入,难。第三道坎,中从高收入步入发达国家,对一些国家来说,是越过第二道坎后的水到渠成;对另一些国家来说,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、科研实力和民生幸福,则只能可望不可及。第四道坎,是打天下易、守天下难,必须与时俱进、找到经济可持续的方略。

  中国目前面临的,是第二、三道坎,也是第四道坎。如果能够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,以“小心”驶“万年”船,使经济在可持续的轨道上“自然”行驶,则十年之内连破“中等收入坎”、“发展中国家坎”,有望、可及。再以同样的精神守成,跨越“可持续坎”,同样有望、可及。

  而眼下,最紧要的是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这道坎。

 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上是一个后来者,但有意思的是,西方的经济学理论,却常常在古老的中文中找到精辟的注解,一语中“的”。而对中等收入陷阱最精辟的注解,莫过于中国古人常说的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。对于长途跋涉者,走完九十里,才是路途走到一半,最后的十里,才是真正的考验。

揭秘: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两块绊脚石

  改革上半场:“好走”的九十里

  中国过去40年,是百里征程走完了九十里,中国人均GDP从不足1千美元走到8千多美元,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。从中等偏上到高收入,路程看似已经很近,也就是十里的样子。但这十里,因其十分地难走,所以与前九十里不相上下,甚至更难。

  前九十里不容易,但平均下来,每里的难度要比后十里小得多。原因很简单。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看,决定GDP的是劳动、资本、自然资源和索洛余量。改革前的中国,劳动力或大量闲置,或低效使用。大量闲置者,如城市大量的待业青年;低效使用者,如有限农田下的大量剩余农村农动力、国企冗员。

  劳动力如此低水平的基础,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腾飞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。农民变身民工,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,而是代表了生产率的一次飞跃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,种地农民和工厂工人的产出是有天壤之别的。同样,国企改革虽然带来下岗人员的阵痛,但从长远看,由于激励到位,留下来的和被精简的,生产率都较改革前有了质的提高。

  较低的资本存量(以机器设备为代表),同样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腾飞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。一个简单的例子,八九十年中国大量引进生产线。每一条生产线的引进,都会带来产量和质量的较大提升,是手工缝制鞋底和纺织流水线的区别,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。

  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用也是可观的。要想富,先修路,是中国百姓最直观、朴实的感受,正说明了基础设施从无到有所带来的生产率的飞跃。

  索洛余量复杂了一些,经济学家们尚没有搞清楚它究竟的内涵。但显然,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初始阶段,引进的技术和管理虽未必是最先进的,但相比于中国经济原来的基础,却是大大的进步,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是飞跃性的。

  正是由于底子太低,中国经济的过去40年,在劳动、资本、索洛余量等方面,生产率都有了全面的、质的飞跃。生产率的提升,使中国经济的产能有了质的飞跃。

  在需求端,即所谓“三驾马车”。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,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,为中国提供了不断膨胀的出口市场。中国传统的储蓄习惯和高储蓄率,为高投资的增长模式提供源源不断和低廉的资金,投资需求高扬。稍显逊色的消费,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总量上的增长也相当可观。

  与“供”俱进的需求,为中国经济飞起来的产能提供了市场,使产能得以化为产出,使劳动、资本等要素的生产率潜力得到充分发挥。一时间,人尽其才、地尽其利、物尽其用、货畅其流。中国经济过去的40年,作为改革的上半场,堪称典范。

  改革下半场:真正的考验

  凡事皆有两面。随着经济的增长,决定生产和供给的四个变量,提升的空间和潜力越来越小。劳动力方面,农民可以进城的,基本都进城了,可以当民工的,基本上都当民工了。靠从农业、农村向制造业转移人口以提升生产率,空间已经不大。

  而从总量上看,从2012年起,劳动年龄人口减少。所以,无论是劳动力总量还是结构,都不存在前40年大幅提升生产率的空间。

  再看资本。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是经济的规律。一个简单的例子,从没电脑到有电脑,对办公效率的提升是革命性的;但从普通电脑换成高级一些的电脑,对办公效率的二次提升就小得多。一个____的地区,突然修了一条对外的公路,对当地经济的提升意义非凡;但再修一条路,或将路面从国产沥青换成进口沥青,意义就小得多。

  中国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存量,与美国相比仍是零头,但相比中国经济的起点,却已经大大地进步了。因此,增加投资虽仍有很大空间,但其效率却远不如之前。

  索洛余量,过去主要靠引进、模仿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。经过这几十年,该引进、模仿的,也引进模仿得差不多了,空间正变得逼仄、有限。

  所以,从生产和供求的角度,中国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率潜力都已进入一个瓶颈期。如果依然沿用前40年的增长方式,没有深层次、大力度的改革举措,生产和供给的能力必然趋缓。

  从需求的角度,中国已是世界工厂,出口额一度占到全球市场的17%,还能有多大的扩张空间?因投资效率递减并受制于已经居高不下的杠杆率,企业投资已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大兴土木。人们寄予厚望的消费,又是慢工细活急不得。

  从供给的角度,增长的潜力不能满足过去的高速度;从需求的角度,也不足以支撑过去的高速度。

  再看实践。中国经济从2011年起一路下滑,目前基本稳定在6-7%。这个速度,既是由供给端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率所决定的,也是由需求端的出口、投资、消费“三驾马车”所决定的,是中国经济过去七年的实践“试出来”的潜在增长率。

  增速的这种下滑,很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。但是,如果这个速度是可以持续的,中国在未来10年内,应该可以稳稳地渡过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。

  阻碍中国实现这个目标,只有两个可能:一是经济正常发展被打断,比如发生危机,经济倒退;二是不发生危机,但经济自然失速到较低的水平。

  隐患一:经济正常发展被打断

  从历史上看,这两种可能都不是不可能,而第一种可能破坏性最大。墨西哥、阿根廷、巴西这样的拉美国家,人均GDP实际上已很接近高收入的边缘,但就是迈不过去。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经济自然减速到很低的水平,而是发展进程被重大的危机打断。辛辛苦苦多年的成就,一夜之间倒退回“解放前”。

  他国历史的教训,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,使决策者将防范危机、化解风险作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要务。从这个角度,就比较容易理解____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和防风险、扶贫、环保三大攻坚战。

  产能过剩会酿成危机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产能过剩本可以通过市场自动出清。但在中国,由于存在大量“软预算约束”的市场主体(包括“僵尸企业”),单纯靠市场解决产能过剩并不现实。在这种特定情况下,一定力度的行政干预,会加快过剩产能的清理。中国过剩产能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缓解,部分得益于行政力量的果决。此外,中国大力度环保治污,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一律关停,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产能的过剩状况。去产能,改善了剩余企业的利润状况,化解了可能酿成危机的第一个风险。

  楼市,从来就是经济泡沫的主力和多次重大危机的始作俑者。在中国,因为没有经历像样的调整,投资者和普通民众皆有房价“只涨不跌”、楼市“只赚不赔”的心理,而这恰恰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。好在中国的决策层是清醒的。面对楼市高库存的现实,一方面以“棚改”货币化等一系列政策手段,迅速去库存,另一方面,又以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”的政策喊话,向地方政府、开发商和投资商及时“泼冷水”,坚决避免在旧库存去除后,因市场的非理性而形成新的库存。

  旧库存快速、有效地去除,又以一城一策、因城施策但基调坚定的姿态,打压新库存的形成。楼市去火,化解可能酿成危机的又一风险。

  现在剩下的,就是杠杆。____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,作为未来三年的重中之重。金融风险哪里来?根源来自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杠杆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,高杠杆出事的风险小一些,还可能成为高增长的动力;但随着增速趋缓,高杠杆的风险暴露的可能性越来越大,最终多沦为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。经济连累金融、金融反过来连累经济,这差不多是所有金融危机的老套路。高杠杆,就像是香港电影里说的,出来混,总是要还的。高杠杆,多是要通过危机的方式“还”的,没有国家可以例外。

  中国防范金融风险,从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下手。经济上重点针对地方债务和企业债务。前几年,通过大规模债务置换,基本上将地方政府此前以融资平台等形式短期、高息借的“暗债”,置换成期限更长、利息水平更可持续的“明债”,并下放地方举债权至省一级。这种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地方债风险的爆发,但并没有根本性解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错配的问题,也就没能根本性解决地方债风险的问题。

  企业债务风险集中在僵尸企业、软预算约束企业和部分近年来大举并购的企业,知易行难。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什么、怎么做,但真正做起来,却不那么容易。非市场的问题,有时候只能通过非市场的手段,以菩萨心肠,行霹雳手段。比较见效的,是对一些以“内保外贷”方式海外大肆扩张的企业,进行严格的合规调查。

  前面说的去产能、去库存,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重债企业的财务状况、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,是从经济层面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尝试。

  从经济着手化解金融风险,是治本;而从金融着手化解金融风险,则是汲取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。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,其实只是“小小”的次贷,本不足以掀翻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体系,但却差点掀翻了,这不能不令后人深思。____去风险,在经济方面下手治本的同时,将警惕的眼光牢牢盯住金融体系对风险的传染和放大,这是明智之举。对金融体系尤其是影子银行的整治,既防“黑天鹅”,更防“灰犀牛”,是为了不步美国的后尘。

  总之,不能让突如其来的危机,打断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。方法是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去风险。这几个方面做好了,就可以消除陷中国经济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第一隐患。

  隐患二:经济自然失速

 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,掉入“中等收入隐阱”的第二个隐患,是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模式,经济自然失速到很低的水平,久久无法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  对中国来说,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,在没有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,劳动力、资本、索洛余量的空间和潜力已经不大,经济增长放缓,是很自然的事。问题是,会不会进一步放缓到很低的水平,从而使中国的高收入国家愿景遥遥无期?

  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。____在短期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去风险的同时,丝毫未曾忘记中国经济更根本性的挑战。那就是,中国必须以改革,将中国从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中“改”出来。

  普遍的共识是,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,是在索洛余量上下功夫,提高全要素生产率(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)。而索洛余量的关键,是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。

  有一些硬指标,可作为索洛余量的参考坐标。比如,教育投入的GDP占比、研发投入的GDP占比、大学生和工程师数量与比例、专利数等。

  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,是指本土企业创新和研发的能力,而不是外资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。在这方面,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,其在汽车、电子等方面自主创新和研发的经验值得参考。而未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、墨西哥,就需要想一想,是不是在自主创新和研发方面无所作为。

  自主创新和研发,需要政府和企业都发挥作用。从政府角度,在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方面,该花的钱必须花。中国早些年大学扩招的时候,曾遭遇大学生分配难的问题,引来怨声一片。现在看来,扩招是正确的,困难是暂时的,抱怨是短视的。中国的大学生和工程师不是多了,而是少了。要支撑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,大学生和工程师越多越好。

  基础研究有多重要,现在中国上下一致地认识到了。亡羊补牢,未为晚也。

  但是,自主创新和研发的主体依然是企业。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,一是来自于自由充分的市场竞争,市场逼着企业创新研发;二是来自于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,让企业觉得创新研发是一件很“值”的事情。

  慎提“消费驱动”与“服务业驱动”

  长期以来,对中国经济的简单概括是投资驱动、制造业驱动。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,简单的药方是消费驱动、服务业驱动。

  这种概括和这样的药方,都未免失之于偏颇。

  前面说过,中国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,最关键的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,提高劳动生产率。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,真正能够持续带来创新和技术进步、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,是制造业。即使在服务业远超制造业占比的美国,制造业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头等主力,是创新的第一源泉。

  服务业并非不可以有创新、有技术进步、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,但囿于自身特点,空间相对于制造业有限。再熟练的理发师,每天理的顾客也是有限的;再高明的律师,可以接的案子也是有限的。美联储前主席Paul Volcker曾戏言,金融业真正有价值的创新,唯有ATM。他所以敢对金融业说这样的话,而不是对制造业说这样的话,是因为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体服务业,在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确乏善可陈。

  创新既然是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必然途径,作为创新之母的制造业,就是中国万万不可割舍的立身之本。

  所以,慎提服务业驱动,因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有限。

  也慎提消费驱动。生产是根本。能把中国带出中等收入陷阱的,不是中国的消费力,而是由创新和技术进步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。什么时候,中国也必须是一个生产者,然后才是消费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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